2018年10月13日 星期六

人民有權知道

雙十節前一天,碧雲禪寺的三位師父再次前來陳情。她們自2005年被魏明仁將禪寺霸佔後,就在隔鄰的鐵皮屋中生活,時而酷暑、時而嚴寒,但不捨離去。每日只能望著自己原來打算擴建的佛堂,在付出了$9,925萬的積蓄之後,到頭來竟被工程承包商連錢帶廟整碗捧去,人被驅趕出寺。這還不說,近兩年魏某又穿上中共迷彩軍服,在寺廟升起五星旗、用擴音機播放中國國歌,把寺中佛像全改為一干匪酋的圖像,號稱該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民族思想愛國基地」,不但把佛門淨地污染為賊窟,而且妄想做為中國血洗台灣的灘頭陣地,這種行徑當真只有禽獸才做得出。我們函詢行政與司法相關部會,居然都表示無違法之事實,依彰化地檢署的回復:「此部分係屬人民言論自由之範疇,要與刑法無涉」,看來是我們窮緊張嗎?還是我們不懂「言論自由」?

我想起這一期《經濟學人》週刊的封面,用的是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的微笑」,只是改穿「毛裝」,而且手上多了一把「五星扇」,標題叫做「中國在歐洲的佈局」。再翻到內頁,另有一幅插圖,是一面五星旗插在「布拉格城堡」(Prague Castle) 上,我立馬想到碧雲禪寺上的五星旗。這期的主題文章就是在闡述「中國資金的大量流入,讓一些大國領袖耽心中國的實力與影響力藉此擴張,尤其是對歐盟中的小國家」,又說「歐洲看出中國正在玩『分而治之』的棋局」云云。文內列舉捷克、希臘、葡萄牙、匈牙利、義大利等國的政要或企業受到金錢攻勢而轉向,背棄國際道義;總之,「中國的投資挾帶著影響力,正在歐洲成長,歐盟總算開始注意了」。




無獨有偶,上週末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智庫「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的演說,也是同一個主題:「野心中國」,只不過措辭更為嚴厲、舉証更為詳盡。這篇演說把中國顛覆美國、打造霸權的企圖完整暴露,全篇沒有什麽口號、只有一樁接著一樁的事實,鉅細靡遺地闡明中國正全方位滲透美國,從媒體到大學、從企業到社團,要用製造矛盾、見縫插針的無恥行徑,影響美國政策、干預美國民主政治。我特別留意到,彭斯總共說了三次「美國人民對這些事有權知道 (deserve to know)」,換個角度說,政府也有義務提醒人民中國正在侵犯美國主權,所以他呼籲大家要一致「對外」、絕不讓步。最後他對中國喊話:若中國尊重一個平等互惠的雙邊關係,則友誼仍可重建,不然的話,就看著辦。

雙十節那天,彭斯的演講還在我腦中迴響,又聽到蔡總統的演說,心中百感交集。中國對我們國家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絕對不輸對歐美,但蔡總統仍然謙卑地說:「我們不會因為一時的激憤而走向衝突對抗,讓兩岸關係陷入險境。⋯⋯變局中絕對不能錯估形勢,越是劇烈的變局,台灣就要維持穩定,以沈著的態度化解壓力,冷靜地尋找生存的利基。」蔡總統上任以來的「變局」何其多,碧雲禪寺與西門町的五星旗隊、對台灣人發行次國民的「居住証」、金援台灣黑道幫派與統派政黨、收買台籍退役將領與現役軍官、要脅南美三國切斷與我邦交、機艦繞台航行挑釁、拘禁台灣人權工作者、威脅跨國企業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蔡總統不學彭斯一一臚列中國對本國的滲透也就罷了,居然反過頭要台灣人沈著冷靜、自找出路,我不禁要問:在雙十演說中,若「一時激憤」口頭上罵罵中國、替台灣人民出一口鳥氣,除了可能被藍營統派指為修養不佳之外,會「錯估形勢」而讓兩岸關係陷入險境嗎?會讓台灣失去穩定嗎?會妨害我們生存的利基嗎?總括一句,台灣人民沒有權利知道,我們正面對中國越來越囂張的侵門踏戶嗎?政府沒有義務告訴台灣人民,我們對每一項侵略行為都會迎頭痛擊嗎?

彭斯的演說引起全場六次熱烈的掌聲,幾乎每一次都是因為聽到川普政權將會強硬回應中國的無理挑釁,聽眾感到振奮。我在想:如果雙十那天當場聆聽了蔡總統的演說,我會鼓掌嗎?

2018年10月6日 星期六

徜徉在明治橋

這次輪值日來了一位舊識 前台北市議員簡余晏,她的到來帶給我許多愉快的回憶:當年我們倆加上王定宇議員,共同主持一個廣播節目〈快樂三口組〉,每天下午漫談時事、臧否人物,歷時三年多。據說頗受綠營支持者喜愛,尤其是基層的計程車運匠,有時上了車會熱情相認,那真是人生一段難忘的際遇。這次她來的目的當然不是敘舊,而是陳情另一件往事,只不過這不是一件愉快的回憶。

圖/快樂三口組20090505-Youtube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原來有一座日治時期建築的橋樑,橫跨基隆河,叫做「明治橋」,這是1901年日本兒玉總督為了由市區通往圓山頂上的「台灣神宮」所修建,神宮供奉著1895年負責接收台灣卻隨即戰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這座橋採鐵製桁架構造,橋上欄柱有扇形鏤空雕花裝飾,還有銅製燈柱,設計非常優雅,出自一代建築名師十川嘉太郎之手;在1927年〈台灣日日新報〉首創讀者投票海選「台灣八景十二勝」,「明治橋」就高票入選。

到二戰日本撤回,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之後,該橋南北聯通的「敕使道」改名「中山北路」,橋名也改為「中山橋」,並且為了交通功能,橋體也曾有改建,但仍不失優雅外觀。俟後其他跨越基隆河的高架橋或中山二橋等也紛紛出現,所以這座富涵歷史意義的建築,做為懷舊的象徵漸漸多過實用的功能,這或許種下它不幸的命運。有些人就是想盡辦法要抹殺台灣一度受日本統治的史實、去除日本人的建築遺跡,就像今天我們恨不得把中國國民黨威權象徵的「中正廟」去除一樣。

我在1994年底受陳水扁市長之邀,擔任台北市副市長,未幾就在市議會領教了中國國民黨團對中山橋的「嫌惡」,尤其是一位中山區的林姓議員,幾乎把中山橋視為不共戴天一般,一再要市府拆除。他的最大理由是中山橋的兩個橋墩插入河道,會阻攔洪水宣洩、導致汐止與內湖的淹水。陳市長一再表示這沒有道理,另一位前台北市長高玉樹也多次指出,基隆河的水患主要因為在大佳段進行「截彎取直」所致,卻怪罪於兩個橋墩,豈不可笑。

正好有朋友告訴我,有研究指出,基隆河的泛濫應該要靠上游的「員山仔分洪」才是正辦。於是我先親自到瑞芳,去看以往規劃的分洪道入海口,又特別前往行政院水利署拜訪林享崑署長,向他請教員山仔分洪計畫,卻被他一口回絕:「那個計畫早就作廢了啦,我們委託台大做過水工模擬實驗,分洪最多只能降低上游十公分水位,有什麽用?」我問:「能否再做一次?」他回答:「很貴。」我說:「市政府願意出。」他一面搖頭、一面送客。

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歸八肚火」,因為林署長的敷衍塞責,可以說斷送了中山橋,這是後話。2000年阿扁中央執政之後,行政院在「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中,優先推動員山子分洪工程, 20026月開工,20057月竣工,可將基隆河81%洪水分流入東海,達到200年期距之防洪標準。到今天已經有40次的成功分洪記錄,基隆河沒有再淹過水。

但是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遲來的解決救不了中山橋;就在中央政府急急進行分洪計畫的同時,台北市政府馬英九市長已在20021月宣布為了防洪的必要,拆遷中山橋,這是員山仔分洪道開工之前不到半年。馬市長還丟下一句「易地重現其風華」的風涼話,甚至辦了一場貓哭耗子式的「再見中山橋遷移紀念音樂會」,而後把中山橋「肢解」為435塊,不加编號,隨意放置於鄰近的「再春游泳池」旁,說是要「易地新舊融合」,但從此沒有下文;後任的郝市長對日本的好感,也許基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當然繼續任其成為一堆廢墟。台北市府自2002年至20152月雖然曾經評估過25處地點做永久安置,從中山美術公園、中山計程車站,到關渡平原及社子島,甚至大安森林公園,但每一項都被輕易否決。最近柯市府又重新發包「再利用計劃」,希望不要又是虛晃一招。

余晏前此擔任台北市議員期間,就曾指出中山橋在「防洪」的大帽子下被不必要拆除,是否涉及誤損「歷史建築」?這次希望我能「還給歷史公道」。我只能說,這也是我心中多年來的遺憾;明治橋在我初任公職時出現,繞了一大圈、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在尖尾任內又出現在眼前,彷彿不願就這樣黯然消逝。

我能把歷史記憶還諸台北嗎?我能再一次徜徉在明治橋上嗎?給自己許個願吧!

圖/維基百科

2018年9月29日 星期六

只准藍委「放炮」,不許尖尾「放水」?

聯合報系在上個週末報導了一個監察院沒有通過的「調查報告」,是由區區在下調查的「宜蘭違規農舍加稅案」。由於本案前後任兩位民進黨籍的縣長都沒有要被彈劾,引起委員會馬系監委的不滿,要求我撤案續查,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好漢不吃眼前虧,二話不說就撤案。不料事隔一個多月,該藍媒接到本院馬委的通風報信,自以為抓到我的痛腳,派記者兩度來電要我回應,我表示「一向拒絕接受聯合報採訪」,對方撂話:「那麽這個報導可能對你很不公平哦。」結果,該報以陳某人「放水」為標題,並指出有同僚說我「被撤案、很丟人」,狠狠地幫我打了兩天知名度。這次事情雖然難稱重大,但也有些值得分享的內容。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通過,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宜蘭縣農地開始出現許多大面積農舍,這個現象到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農地上未做農用的違規房屋比比皆是。20156月,前縣長林聰賢眼看無法遏止歪風,遂經過該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決議,以「加價課徵房屋稅」措施,將大型違規農舍的標準房屋單價,依其面積大小加價一至三倍,使其房屋稅隨而水漲船高,共有近兩千戶加徵,約 $4,400萬納入縣庫。這個「寓禁於徵」的經濟手段幾乎產生了立竿見影的功效:自2010年至2014年,該縣核發農舍建照的件數分別是683697669650651件,但到了加稅的2015年及2016年,則減為390161件;應說明者,數字沒有歸零,因為有部份是建造合法農舍的申請案。

到了2017年,該縣決議將房屋稅回歸全國一致,自該年停止加徵;到年底,代理縣長陳金德到任,考量「房屋標準價格三年重評一次」之規定,認為2015年至2017年三年間房價應維持一致,故於縣務會議決議,將前兩年溢課之稅額加計利息退還繳交者,此舉埋下爭議。

根據我們函詢財政部、主計總處、行政法院、及宜蘭縣稅務局等相關機構,宜蘭縣政府從差別加稅、回復原稅、到計息退稅,過程均無違法。儘管如此,但由於前後任縣長的意見有所未合,而且都是民進黨籍,這就引起了中國國民黨一群立委的手癢,忍不住要見縫插針,於是林為洲、林德福、吳志揚、張麗善等四人隨即連署,向監察院檢舉本案。

值得玩味的是,這四人的檢舉是在新進監察委員到職之前兩個月,但案件卻沒有即時核派給現成的馬系監委去立案,一直拖到我們這一批新人就職之後,才由財金委員會輪派給我。身為「菜鳥」,起先還以為人家特別看重本尖尾,尾巴差點翹起來;但再仔細一想,他們還真是有點小聰明,擺明是挖好一個坑、要我往裡跳:依他們的設想,既然林聰賢與陳金德的政策一正一反,那麽總有一人涉有違失、可以好好彈劾;如果最後提案彈劾的不是「馬委」而是「英委」,豈不更是網內互打、槓上開花?我幾乎可以想像當我同意接下此案時,他們那種喜形於色的嘴臉。

但是尖尾何許人也,豈會輕易著了道兒?我的調查結論是:兩位縣長都無違失,都沒有彈劾的理由。就林前縣長而言,他能善用地方自治賦與他的職權,創設出一個合法的誘因機制,解決縣內特殊而重大的難題,這種行政長官獎勵還來不及、那來彈劾之說?就陳代理縣長而言,他也是依法發揮地方首長的自治權責,終止前任首長的行政措施,以維護他認為更重要的法規一致性與明確性,何況該政策已經達到設定的目的,是否延續,本來就有見仁見智的空間;最重要的是,其反轉與退稅的決議,仍然被稅務主管機關視為合法作為,我們又憑什麽祭出懲戒呢?這兩位縣長都不是「等因奉此」的官僚之輩,他們勇於嘗試、敢做敢當,比起「花蓮王」只知討好選民、培植個人勢力,我的選擇有何可議、哪裡放水?

撤案後,要進行檢討修正再提,以目前尖尾的檢討進度而論,請不要期待我一年半載會提出修正版;即使提出,恐怕又是「放水」做收。有道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若是他們當初不要想害我「很丟人」,直接就由馬委接案調查、提案彈劾,自家人點火、自家人放炮,還輪得到尖尾無止境地「放水」嗎?



2018年9月22日 星期六

月圓人未圓

在我唸中學時,台灣還很流行「打燈謎」,一些報紙甚至會開闢一欄有獎徵答。讓我這種缺零用錢的高中生躍躍欲試、屢敗屢戰。不記得是哪一年的中秋節,有一則燈謎的謎題就是「月圓人未圓」(打台北一地名)。我馬上寫了「景美」寄去,心想:沒有家人的團圓、唯景色美麗而已。結果當然「答錯了」,一揭曉,正確答案是「十五份」。沒聽過這個地名?這是景美興隆路一段附近地區的舊地名,後來發現所謂的「十五份遺址」,考証兩千多年前這裡就有聚落。

「十五份」本來是如同九份、七股、五結等台灣地名,數字代表墾殖者農礦財產的「持份」或計數,但這兒被拆解為「十五月圓而人分離」,令人格外感傷。

中秋前收到一封陳情信,女兒為在監服刑的父親求情,文筆非常流暢達意、而又充滿感情。與一般來信要求伸冤不同,她開宗明義地表示,希望我為其父「尋求解決之道,因為這不是冤」。原來他父親在1992年犯下強盗重罪,依當時尚未廢止的〈懲治盗匪條例〉判無期徒刑。該條例雖因是否早已失效而爭議不斷,但中國國民黨執政期間一直閃躲問題,最後於2002年在陳前總統任內始公告廢止,所有罪刑改以〈刑法〉「強盗罪」論處,刑期大幅減輕。但對廢止前依〈盗匪條例〉論罪者,刑期不得減輕、全國減刑沒有適用、甚至報請假釋改依1998年新制,由服刑10年調整為15年才得提出,所以其父坐滿15年又過半年,才獲准假釋出獄,沒有任何優遇、只有更嚴格。

這是故事的上半,接下來就是另一個更大的悲劇。其父出獄過了七年定期向管區報到的日子,還差三年才假釋期滿恢復自由之身,不料這時卻又犯了一項「微罪」(賭博),被判刑一年七個月。這次「累犯」的代價匪淺:依2008年立法院修法新規定:其父假釋因再犯被取銷後,要再服刑25年才能重新聲請假釋,屆時重返社會已是85老翁,何況「他能否從獄中站著走出來都是個問題。」

女兒又說:「每個人犯了法,理應接受制裁,這無庸置疑,家父也一樣。就像他當年傷害了被害者被判無期徒刑,我不會為他爭取什麽權利。但如今這25年真是太殘酷了,只因微罪、又是已廢除的條例,若是依舊法,理應只再關10年,不是嗎?」她提到父親第二次犯罪:「我們毫無背景,是這片土地上腳踏實地的平凡人,有時為了生計導致步伐稍有差池,⋯⋯家父所犯之罪也只與自己有關,絕非傷害別人,這25年刑期無疑是壓垮我們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是否是司法上的矯枉過正?」

她父親第二次入獄也已經五年,五年來她說曾寫過「上千封陳情信」,不是石沈大海、就是敷衍應付,轉而希望我能找出解決之道。很巧的是,擔任尖尾之後,我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位年輕法官,他聰穎正直、帶著些許「叛逆」,每次請教他法律上的難題,總是獲益良多;最近他知道我接到兩、三件有關〈懲治盗匪條例〉的陳情案,給我三篇十多年前他的判決文,裡面對這個條例的來龍去脈及適用爭議,做了詳盡的剖析。

大概而言,該條例誕生於194448,目的是在懲治當時中國遍地「盗匪」(也許是「共匪」?)的情況,所謂「治亂世用重典」。但條例第10條明訂施行期間為一年,必要時得以行政命令延長之,此即所謂的「限時法」或「落日條款」。無奈隔年盗匪越殺越多,不料國民政府一方面這個條例用得順手,另一方面卻忘了要延長這回事,等到想起,已經超過一年期限。不過當時兵荒馬亂,沒人在意,之後另有三次逾時延長的記錄,也都當做沒事。直到 1957年 65,老蔣不耐煩了,乾脆改「限時法」為「常態法」,再到2002年陳總統予以廢止,該條例享年五十有八。問題出在1999年有一位人權律師蔡兆誠在辦案時赫然發現,該條例在滿週歲時未及時延長,竟拖到426才命令延長,所以依照法理早已斷氣夭折、失其效力,其後所為的補正延長或更改公告,都有如「在死人身上急救或手術」(法官朋友用語),就算請來柯 P做器官移植,也不可能起死回生、延年益壽(本人用語)。為此事法律學界與實務界舉辦過研討會,大都採「無效」見解。這幾年只有法務部與檢察署試圖用一些法院判例硬拗,這似乎已成為官府面對挑戰質疑時的 SOP,反正就是死不認錯、我說了算。但任何人和法院打過交道就知道,法官和檢察官對期限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無論上訴或抗告郵戳晚了一天的話,司法衙門不都是「誰理你啊?」何嘗有「逾時補正」這回事?這樣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會不會太明顯?

我不禁在想,如果今天的民進黨政府能夠坦然面對過往的錯誤,概括承受歷史責任,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對過去受有〈懲治盗匪條例〉的判決者,施以「從新從輕」的重審,給予最有利的判決,這難道不是某種形式的轉型正義?或許這對父女「月圓人未圓」的遺憾,不致於要拖延25年。

但這個期待會不會應了「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2018年9月15日 星期六

平庸的邪惡 2.0

本週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副主委張天欽請辭獲准,據報載,起因是他在內部討論「除垢法」這個工作議題時,點名「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並且表示:「你看侯友宜,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這些話被一位研究員錄音後洩露給媒體,引起藍綠一片撻伐。這位洩密者行為不必以對錯論,但我們很遺憾她沒有當場表達異議,提醒或挑戰副主委;這比「吹哨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但或許讓對方多一個反省或反駁的機會,比起直接造成輿論公審,應該是比較積極正面的處理方式。

平心而論,張天欽的這些言論並無錯誤,尤其指侯友宜是最該「除垢」的例子;只不過把這件事矮化為「選舉操作」的層次,可惜了。即使單以選舉議題而論,以侯的過往事跡來激起選民的反感,也不是於法不合的禁忌。美國總統選舉時,年輕時是否有逃避兵役、吸食毒品、婚外情、或其他醜聞,當然得接受選民檢驗;競選時的「扒糞」,只要不是造謠抹黑,就屬於資訊提供的一部份,何況是威權時代扮演獨裁者打手的行為。換言之,侯友宜正在參選市長這件事,不但不構成他可以迴避評論的理由,反而是應該接受公眾評論的理由。張天欽在這件事上唯一可議之處在於,不可以利用公家場所、公家資源,企圖進行選舉操作,所以不是他對侯的意見本身有錯,而是在不對的時間與場所,表達了正確的看法。

藍營的見獵心喜溢於言表,尤其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要求促轉會「全體請辭、暫停運作」,更是司馬昭之心,因為他們自始就是台灣轉型期要清理的唯一對象。至於包括侯友宜本人在內的國民黨正副主席、大小民代囉嘍,齊聲指責這件事是「民主之恥」,令人啼笑皆非。這些人在威權時期是打壓民主的幫凶,一輩子不但不曾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暴政、爭取民主,反而處處對反對力量搞破壞、扯後腿,好不容易台灣蹣跚走上民主之路,他們又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功臣、佔領國家廟堂。這些不曾灌溉民主幼苗、只知消費民主果實的敗類,不向全民道歉也就罷了,居然還有臉罵別人是「民主之恥」?不說別人,馬英九在美國校園裡做跨國「抓耙仔」,回到台灣在國民黨支持下當上兩任總統,真要找一個「民主之恥」的代表作,哪一件能比得上這一件?說到這裡,突然覺得張天欽的確有說錯話 「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應該保留給馬英九才對。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侯友宜的自白,他曾經自認是個「凡夫俗子」,對當年率隊拘提鄭南榕造成後者自焚而亡,面不改色地強調:「我一生都是奉公守法,是一個執法的基層,若是時空背景再來一次,檢方再發一次拘票,我還是要去執行。」《大成報》主筆郭憲鈴說得好:「侯友宜顯然還不知他當年一股腦地『奉公守法』,對台灣人民造成多大的傷害。他當年所奉的『公』是獨裁者蔣公的『公』,不是大公無私的『公』、更不是天下為公的『公』;他當年所守的法,就更不堪聞問了,有甚多已在很多台灣民主運動前輩的搏命奮鬥下,被取消或被修改了。…我聽到他的『奉公守法』就毛骨悚然、膽顫心驚。」

我相信每一個真正信仰民主的人,一樣會毛骨悚然、膽顫心驚。蔡總統第一次提名司法院長時,謝文定被指是「美麗島大審」的檢察官,引起反彈。蔡總統為謝緩頰說:「威權時期,大家不都是選擇服從嗎?」其實謝文定的「服從威權」就是侯友宜的「奉公守法」,而這兩者也就是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謂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在二戰之後,許多德國人心中非常矛盾,他們對於希特勒及三軍統帥葛林、禁衛軍統領希姆萊等當然無法寬恕,但對一般納粹軍人基於服從天職而濫殺無辜猶太人,則同情三分。相對於權力頂端的魔頭做出「極致的 (radical) 邪惡」,這些軍人只是一種「凡夫俗子」的為惡,一種特定「時空背景」下,最多讓人瞧不起的惡行。

但是「平庸的邪惡」並不是免責的理由,由幾個最著名的納粹戰犯審判的結果來看,以「服從命令 」做為答辯的,沒有一個能逃脫刑罰。「紐倫堡大審」的21名文武高官,全部都以「服從命令」為由、無一認罪,但最後是11人絞刑、3人無期徒刑、4人十年到廿年不等的刑期,只有負責經濟設計與文宣的3人無罪。之後是1961年的「耶路撒冷審判」,被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捕回的艾奇曼少校,人稱「最終處置方案設計師」,要為47.5萬匈牙利猶太人被毒殺負責的,在審訊中侃侃而談:「我覺得完全無辜,…命令已下,要我遵行,這就是我一心謹記的」,結果被判絞刑。另一個號稱「里昂屠夫」的巴比上校,被指控虐殺法國反抗軍約14,000人,戰後潛逃到玻利維亞四十多年,1987年引渡回法國受審,同樣理直氣壯不認罪,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例外的是所謂「奥許維茲 (Auschwitz) 的最後審判」,兩個高齡 94歲的納粹小卒  集中營的簿記員葛勒寧與守衛漢寧  分別於 2015年及 2016年因「協助謀殺罪」受審,反倒是這兩人在庭上並沒有聲稱自己只是一具龐大機器裡的一顆小鏍絲釘;相反的,他們不只承認「在道德上有罪」,而且對曾經是「犯罪組織」的一員請求寬恕,對自己在納粹暴行中袖手旁觀表示羞愧;他們最後各被判刑四年與五年。常聽說「官大學問大」,其實很多時候只是大官比較懂得找藉口、鑽漏洞的學問,至於真正做人的學間,就難說了。

「平庸的邪惡」給我們什麽教訓?第一、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為惡,但一個人不可能獨自造成極大的罪惡,唯若其他人坐視邪惡發生而不去制止、反倒順從協助,就可能釀成極大的禍害;也就是,一個「極致的邪惡」要靠許多「平庸的邪惡」幫襯,才能鑄成大惡,所以平庸的邪惡不能免責免罰。 扁案或郭案的法官與檢察官或許皆非大凶大惡之人,但其沒有擔當、只知服從威權,所作所為足以扭曲司法正義、撕裂台灣社會,禍害不大嗎?第二、所以稱為「平庸的邪惡」,正是因為普通人都容易犯這種過錯,盲目跟隨領袖、一味服從威權,或者由於缺少警覺、或者本來就有投機心理、或者認為反正會有人做,以種種理由來正當化自己的不當。

最後,侯友宜說拘捕鄭南榕的行動是「一次不完美的救援」,聽了令人在憤怒中,對人性增添了失望。我無法知悉,對於鄭南榕遺留在世的妻小而言,這種類似「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說法,會造成多嚴重的二度傷害;我只知道,這種用話術把邪惡正當化的嘗試,已經超越了正常人所能容忍的極限,即使離「極致的邪惡」尚遠,至少已經是「平庸的邪惡2.0」。

本篇部份取自〈黨國司法何時了?恐龍知多少?〉
             收錄於作者政論文集《老綠男有意見》(2017.12)



2018年9月8日 星期六

盲腸永遠是盲腸

有些人把監察院比喻做盲腸,沒三小路用,一不小心卻會製造不大不小的麻煩。我到美國留學第二年,有一次同校的張哲琛小孩滿月(沒錯,就是那一位大掌櫃)舉辦烤肉趴,狼吞虎嚥之後去打籃球,「老天有眼」得了盲腸炎轉腹膜炎,到大學附設醫院開刀救回一條小命。從此對盲腸沒有好感,甚至可說頗為嫌惡,照佛洛依德的說法,我會主張廢除被視為盲腸的監察院,應該是正常心理反應。直到幾年前,另一次「老天有眼」讓我醒悟到,孫文創設的監察權乃是現階段制衡司法權的唯一法寶,這才醫治了我對監察院的心理障礙,也因此踏上了這條尖尾之路,要洗刷監察院的盲腸惡名。

然而對我而言,監察院本身雖然不再是盲腸,內部卻有一個類似盲腸的「單位」,那就是「諮詢委員會」。與本院所有其他的四個處、五個室、六個特種委員會、七個常設委員會、與二個小組都不同,該委員會的一般委員全部由院外人士組成。所以戲稱它為「盲腸」,因為該會的〈設置辦法〉雖然規定每三個月開一次會,其實在之前兩年沒有開過半次,可知對「發揮監察院的監察功能」不可能有貢獻,有它沒它都一樣;不只如此,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還會製造一些問題,就像盲腸炎發作一般。

譬如說,上一屆遴聘為委員的「社會賢達」中,以馬前總統的御用律師陳長文最具代表性;先放下他過去做為「馬前卒」的豐功偉績不論,就拿他發動要在年底「九合一選舉」時提出的「反妨害司法公正」公投案,說是要對付我。本來這給我帶來很高的期待,打算「借刀殺人」把馬前總統繩之以法,省掉我立案調查的工夫。豈料日前中選會公布連署過關的 個案子中,竟然不見此案蹤影。不是有馬前總統領銜嗎?不是說要套用在本人「辦藍不辦綠」?結果不聲不響退場,這樣會不會嚴重違反了對我的「信賴保護原則」?當然,我也不能認同中國國民黨的偷吃步,聽說有三個公投案連署能夠達標,是靠著數千名「西歸」的黨員好兄弟在中元節回來簽名的,這樣會不會攪亂了「選民數」的計算?記得當初我還表示過,只要公投主文有「溯及既往」的意思表達,我甚至願意帶頭參與連署,盡力成全某些人的「自我了斷」,無奈迄今沒人找我兌現承諾。監察院的諮詢委員如此虎頭蛇尾、言而無信,會不會影響本院的名聲?

依照慣例,本院人事於七月底換屆,這是一個好消息、也是一個壞消息。先說好消息:目前陳大律師的名額已經換人做做看,所以他在外的行為與本院無關了;再說壞消息,這位接替的仁兄,才一出手,就令人更加倒盡胃口。上星期《中國時報》登出一篇周陽山的政論文章〈當民主開始不自由〉,該文分為兩部份:上半是取自國際媒體報導,意謂一些中歐與東歐國家,近來轉向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基督教基本教義等「右翼」主張,與美國川普總統一起反對外來移民與全球化等「自由民主」的價值;文章下半則指控目前的民進黨政府正走上「不自由的民主」,臚列出以下八大罪狀:(1) 限制中國移民及其人權;(2) 強調台灣主體性,拒斥中國認同,對抗大中華意識;(3) 反對司法獨立與分權制衡,威脅廢除不聽話的考監兩院;(4) 支持公投,推動民粹治國;(5) 推動世代鬥爭,強行通過年改;(6) 支持美國對中貿易制裁,即使台灣經濟受牽連也在所不惜;(7) 支持印太同盟,威脅台海和平與全民生存;(8) 發動正名公投,肯定殖民統治,認同皇民化與奴化教育,紀念軍國主義,為台灣法西斯化積極舖路。




我從事廣義的政治工作35年以上,讀過無數的國內外政治評論,各種立場皆有,但這一篇堪稱是空前絕後的「狗屁」,因為完全顛倒是非、惡意攻訐,沒有一絲一毫知識份子論政的起碼水準與原則。如果說這是刊登在《人民日報》,比較容易相信。

所謂「不自由的民主」,是19世紀中期法國自由主義菁英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所提出,他主張「沒有民主,絕對沒有自由;但有了民主,也不一定就有自由」,後一句就是所謂「不自由的民主」。細讀他的論述可知,他所耽心的正是像中國一樣權力集中的專制政府,徒有表面的選舉,其實極盡迫害異議份子、摧毀草根民主之能事。這位周教授不去批判中國也就算了,卻回頭責怪台灣政府不向中國靠攏、不做中國幫凶,真是無可救葯。

我週二在本院「談話會」提案,請院長把這篇文章送請諮詢委員會討論,讓其他同僚見識一下,會不會羞與為伍。但有些人認為這是言論自由,不去看它就是,有些建議我和他打筆仗就好。這令我想到德國在進行司法除垢時,有識者一再指出:「否認大屠殺或其他反猶言行,不在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內。」台灣何時才會記取教訓、不容許有心人濫用「言論自由」作惡?

不過最後整件事仍是不了了之,因為身為諮詢委員會主席的院長裁示,周教授雖是由委員推薦,但是最後由她核定的,一切由她負責。看來未來兩年諮詢委員會很難有何作用,某些成員還不時會瘋言瘋語發作一下。唉,不開刀的話,盲腸永遠是盲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