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住越久,收費越低!

這星期收到一位南部朋友的長信,事實上這是他在短短兩個月內的第二封,主要在陳述他妻子五、六年前重病氣切成殘,入住某署立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造成家中經濟的沈重負擔,但還是咬緊牙關挪出一筆經費,打算應付未來20年的醫療與養護之用。不料去年十一月起,院方大幅調漲各項收費,養護費由原先每月 $39,000-$42,000,一舉漲到 $49,121,漲幅達23% 左右。雖然院方解釋,新的收費包含伙食費,但對無法享受正常伙食的氣切病人而言,不僅不准剔除伙食費,而且還得額外繳付 $2,100的灌食費,真的是雪上加霜。朋友的結論是:有不少「住民」不得已選擇離去,至於他自己,那筆好不容易挪出來的款項,這一下驟然「縮水」四分之一,等於只能撐過原來預計期間的四分之三;對一個平常老百姓而言,年紀只會越來越大,收入卻不會越來越高,積蓄更不會越來越多,當然對未來也就越來越沒有把握了。

這封信尖尾讀來確實沈重,似乎也只能跟著歎息:「這就是人生」,但是讀到信的最後一段,我卻心中一動,在此抄錄重點如下:
有一位照服員告訴我,她在屏東基督教醫院聽到一位日本醫師演講說到,日本政府重視長照問題,在日本的護理之家是住越久收費越低,⋯⋯
這才對啊,住越久收費越低,這應該是「長照」的基本精神。長期照護是一種福利措施,不是以公平性為主要考量,所以不能依「使用者付費」或「受益者付費」之類的公共財分配原則處理。如果一個人年紀越長、身體越差、收入越少,反而生活負擔越重,怎麽能稱為政府的長期照護呢?這個淺顯的道理,我們的衛福部難道不知道?



我相信衛福部不是不瞭解長照的意義,問題的癥結在一個「錢」字,預算不足,只好任憑轄下的護理之家用漲滿漲足的方式,來應付營運的虧損。這就令尖尾想到日前社會上鬧得不可開交的「紅包之亂」。據媒體報導,此事出自去年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檢討會中認為,年輕選民不滿於薪資長期停滯是主因之一,所以蔡總統在元旦談話中提出「分享經濟紅利」,將這兩年景氣活絡、營所稅與遺產稅等超徵的部份,加上累積的歲計剩餘,以現金發放給低所得者每人若干。這個建議引起各方相當多的批評,於是行政院趕緊研商具體方案,但適逢內閣總辭,究竟如何決定,至今未明。

尖尾對「分享經濟紅利」的概念,不是很贊同,理由有二:首先,以「紅利分享」為名義,卻以低所得者為發放對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為稅收超徵的主要「功臣」是高所得者或資產階級,依照論功行賞的分紅原則,紅利應與貢獻成正比,此所以有繳稅大戶反對以現金發放給無稅負的低收入者,你可以說反對者愛心不夠,卻不能說他們全無道理,因為蔡總統並沒有表示這是一種福利措施或重分配政策。也有些人舉出馬前總統剛上任時發放了 $857 億的「消費券」,金額是這次的一倍有餘,怎麽沒人反對?但至少那次所標榜的政策是為了「提振消費、繁榮經濟」,而且撒錢方式是不分所得高低、人人有獎,雖然最後是笑話一場,所增加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還不夠舉債花掉的本錢,但終究沒有像這回「名實不符」的問題。

其次,這是一種單向性、且單次性的給付,除了製造一次「小確幸」之外,恐怕也不會有其他值得期待的經濟效用。所謂單向性,是相對於景氣逆轉時,不可能回頭向人民多課些稅來平衡,所以一旦送出,就大江東流,無法循環利用。所謂單次性,是相對於制度性,兩者的差異在於是否有「誘因機制」,也就是「魚」與「釣竿」的老問題;單次的紅包就像請人民免費吃一頓黑鮪魚生魚片,吃了可能燃起再吃的慾望,卻不會燃起努力捕魚的想法。相對而言,類似「負所得稅」(NIT) 的制度就是把所有的補貼化為無形的釣竿,把重分配政策的焦點轉移到誘因的建立上。大體而言,這種稅制首先需依經濟社會的生活狀況界定一個「基本」所得水準,任何人的稅後淨收入不得低於這個下限。因此對零所得者,政府課以最大額的負所得稅,亦即全額補貼其基本所得;對低所得者,政府以部份補貼使其稅後所得高於稅前,收入至少是由基本水準起跳,所以為了增加收入,不會五體不勤、飯來才張口。一個經濟要改採這種稅制,需要先有一筆預算,在誘因機制尚未發揮功能前,供做補貼之用,以往的歲計剩餘正好做為新稅制的「第一桶金」。

假設蔡政府還沒有打算進行可長可久的稅制改革,那麽尖尾會主張把這筆預期外的收益用在前述「長照」的經費需求上,其實這也是部份論者的主張。台灣人口老化的現象已經到了不能不正視的地步,尖尾自己都年逾古稀,還有一位高齡 98 的丈母娘在安養中心住了十多年了;左鄰右舍多數的家庭也都有八、九十歲的長輩要撫養,除非長輩在年輕力壯時未雨綢繆、戮力積蓄,否則現在只能靠家中成年工作者孝敬,其負擔的沈重可想而知。如果政府對長照計畫仍抱持著「量力而為」的消極心態,斤斤計較於長照機構的損益兩平,不能政策性的提供令人安心的長照服務,則年輕一代的經濟狀況勢必被拖累,形成一個跨世代的惡性循環。如何才是安心的照護?最重要的是讓住民無後顧之憂;如何才無後顧之憂?我想就從「住越久、收費越低」開始吧!

2019年1月5日 星期六

「捨我其誰」是美德嗎?

今天是美國第30任總統古利吉 (Calvin Coolidge) 的忌日,他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出生於美國國慶日的總統;不過更值得記得的是,他也是美國歷史上極少數自願放棄競選連任的總統。另外一位是二次大戰結束時的杜魯門 (Harry Truman),還有一位是宣佈中止越戰的詹森 (Lyndon Johnson) ,僅此而已。古利吉總統所以不拼連任,不是因為選情不妙怯戰,事實上繼任的胡佛 (Herbert Hoover) 也是共和黨提名,而且贏得了壓倒性勝利。在古利吉的自傳裡這樣說:「總統這個職位對承擔者和他的親人而言,都是一副重擔;我們固然不該拒絕為國犧牲奉獻,但如果自己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就不該冒險而為。」

能說出這個退讓的理由,令尖尾折服;為國家奉獻、為人民服務固然是一種高貴的情操,但是並不足以做為「當仁不讓」的充分理由,因為也許別人也有這樣的心志,而且更重要的,別人可能做得比你更好。那麽問題是:完成自己高貴的心願比較重要,還是追求國家與人民更大的福利比較重要?明知自己力不從心,該冒險一搏、還是把機會讓出?根據網路資訊,古利吉在任上施政雖然沒有犯什麽錯誤,但似也乏善可陳,有可能察覺到美國經濟即將步入大蕭條,應如何力挽狂瀾非其所長,從而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毅然選擇交棒。

所以當一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在宣佈其未來的參選規劃時,往往自以為很得體、很睿智地表示:還要看選民的決定啊、由民主機制來挑選啊、這不是誰說了算啊、每個人都要勇於承擔啊⋯⋯,這些話尖尾聽在耳中,都是同樣一句:捨我其誰!相形之下,古利吉因自省而讓賢,就格外可貴了



其實「捨我其誰」的心態還有另一種更強勢的呈現,那就是「本位立場」或「山頭主義」,也就是既得利益者把持某種公權力、盤據在某個公共領域,不容許旁人覬覦或競爭、甚至不接受批評或建議;尖尾所指的當然就是台灣的司法界。大家都說,小英總統就職演說中獲得最多掌聲的是承諾進行司法改革。不幸,小英的司法改革大業卻是託付給既有的司法官僚,又由一位懷抱「捨我其誰」心態的院長擔任領頭羊,結果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改國是會議」之後,除了弄出一個四不像的「國民參審制」,現在已經銷聲匿跡,還有一些打高空的「大法庭」與「憲法訴訟法」之外,老百姓真正會有感的改革都石沈大海、不見蹤影。比方說採行「陪審制」,可以讓事實認定不再由專業法官把持,郭瑤琪的冤案就不可能發生;再如〈法官法〉裡司法官「究責機制」及「退場機制」的建立;廢止〈刑事訴訟法〉裡「枉法裁判罪」及「濫權起訴罪」不得提出自訴的陋規;或是刪除〈國家賠償法〉第13條以「判決有罪」為司法官國賠的不合理前提等,這些「打恐龍、廢惡法」的基本招式,無非是要破解司法圈長期「官官相護」的反改革勢力,不客氣地說,兩年半來什麽也沒做。

自己不做也罷,最可惡的是還處處設下「紅線」、「核心」,嚴防別人過問,只要有人指出當前司法制度缺失或提出具體冤案,就是「把手伸進司法」,立刻集體歇斯底里叫「性侵」。近月來,尖尾的同事們接受人民陳情,仔細過濾出遭受司法冤屈的個案,也再三確認已經窮盡訴訟程序而不得平反,才在調查報告中,禮貌地建請司法機關依程序提出「非常上訴」或「再審」,給陳情人一線生機,不料卻遭到無理拒絕、惡意駁斥,甚至動員基層審檢在媒體指名漫罵,似乎正在構築司法的邊界圍牆、成立司法的獨立山頭、關起門來做山大王。

這星期三本院的「談話會」有一個議案,要「釐清監察權、審判權與檢察權之分際」,最後做出一個決議:由司法院與監察院先做高層溝通,再考慮合辦一場研討會,邀請各個憲法學會、法學會、法官協會、及檢察官協會等專業團體共同參加。

尖尾期待司法首長能體認前述古利吉總統的無私心態,拋棄本位立場,讓兩院共同努力於司法改革、造福人民,達到三贏的目的。

2018年12月29日 星期六

台大也是國民黨開的?

這星期一是聖誕夜,到國家音樂廳聆聽「福爾摩沙合唱團」聖誕歌曲演唱,陶醉兩個多小時後,回家卻聽到一個今年最驚悚的新聞:教育部長葉俊榮宣布同意管中閔就任台大校長。先前,監察院已經就台大校長遴選過程的行政違失,做出糾正台大與教育部的決定,但因管爺目前並非公職人員,無法直接對他究責。其實監察院另一個調查案,則是針對管任公職時的違法兼職行徑,據坊間報導,一旦結案,應有彈劾的可能。尖尾與管爺在台大曾有同事之誼,唯並無私交;對年輕一輩經濟學者長於學術、卻昧於是非,工於名利、卻拙於自省,只能說「後生可畏」。台大是台灣學界龍頭,自始有「敦品、勵學」的校訓,「品」猶在「學」之上、「做人」更重於「做學問」,對學生如此期勉,對校長呢?

有時想想,管爺之所以成為今日的管爺,全怪他自己嗎?好像也不盡然。整體事件的另一看點在「抬轎者」的陣容:黨國栽培的陳維昭擔任遴委會召集人主導大局、親國民黨的富邦集團及聯電代表收編遴選委員、台大國民黨籍教職員把持校務會議、國民黨豢養的師生社團曲解「大學自治」為管解套、海外黨國把持的台大校友會隔空送暖、藍媒大打文宣戰挺管、藍委濫用國會質詢反拔管等等,在這樣龐大的動員支撐下,形同一個螺旋上升的氣流,想要下台也由不得你,這就是管爺終於坐上校長寶座的背景,不論你有什麽「瑕疵」、也不論外界對你有多少質疑,只要你挺得住,「老大哥」都可以幫你擺平,讓你如願以償。

據說二十多年前許水德擔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時,某次參加黨代表座談會,在場的民意代表對法務部大張旗鼓查賄行動群情激憤,為了安撫這些人,許秘書長脫口而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意思似乎是「不會有事,免驚啦」。由於這個說法太「寫實」了,完全符合人民的「法律感情」,所以儘管後來當事人否認,仍然傳頌至今。尖尾由許水德的「真知灼見」,突然獲得啟發:莫非台大也是國民黨開的?一旦有了這個靈感,許多往事湧上心頭,舉一件說給大家聽。

我的家庭背景與成長環境一直給我一個觀念,「政治圈等於骯髒、學術界等於清高」,祖父因從政而心死、父親因庭訓而遠離政治。所以在我「三十而立」之年進入台大教書,覺得能以學術為畢生志業,心滿意足。但是接下來的幾年,適逢台灣民主運動萌發,校園裡的學生反映大社會的革新氣象,不時挑戰國民黨在行政體系的盤據,要求學生自治;身為師長,有時覺得這些學生固然勇敢,但會不會「衝過頭」呢?國民黨有這麽不可救藥嗎?

真正讓我觀念改變的是 1986 年發生的一件事:法律系賀德芬邀集各學院的「自由派」教授籌組一個教授社團,共同推動校園民主改革,避免單打獨鬥。那時還沒有解嚴,政府禁止教師組織團體,所以我們十幾個人決定自稱「台大教授聯誼會」,自以為名稱軟性,比較好矇混過關。豈料從我們第一次的籌備會當晚開始,消息就被國民黨北知青黨部掌握,來電警告「這是非法集會;在我們中華民國,沒有秘密會議的可能」。之後的每一次會議,黨部做的記錄比我們還詳細。我們知道有內鬼,但一方面成員裡幾乎都是國民黨員,包括我在內,根本無從捉鬼;另一方面,已經豁出去了,有鬼又怎樣!

話說得很硬,其實壓力都很大。以尖尾為例,家父奉族中長輩之命,要我適可而止,這位長輩當時任國民黨文工會副主委。更嚴重的是,系主任召見,表示她即將卸任,本來矚意要我接手,但「違法結社」讓她為難,要我多考慮。這位系主任是我大學遇到過極少數的好老師之一,讓她失望,其實內心多少有些掙扎。總之就如此,尖尾一輩子「陽春」教授,與系主任無緣。

籌備半年之後,大家決定不顧各種警告,正式成立,並在成立大會選舉理事與理事長。就在選舉前一天,賀教授收到一件退回郵件,寄件地址漏寫、無法投遞。打開一看竟是一大疊第二天的選票複製品,要寄給醫學院的國民黨書記。當晚發起人緊急聚會,圍住那位負責印製保管選票的農化系丁姓教授,要他說明選票如何流出。一個五、六十歲的大男人在我們面前泣不成聲,說了一句我一輩子忘不掉的話:「他們要我這樣做,我不敢不做。」他們是誰?就是北知青黨部台大支黨部的書記。本來應該把這位可憐蟲開除,但有人心軟,認為他是「大環境的受害者」(就像今日的管爺?),所以只將他從理事建議名單除名。不料到選舉時,他卻因為國民黨人馬的支持而照樣當選。

選舉前怪事不斷,原先對我們的入會邀請冷漠以對的同事們,突然大批前來申請入會,甚至不乏有系主任也來填表。於是聯誼會是熱熱鬧鬧成立了,但是當選的理事卻大幅換成了被指派來「收割」的人;最令人氣結的是,許多受動員的「幽靈人口」只出現這麽一次,不再參加任何活動,連裝個樣子都不肯。兩、三年後整個聯誼會被「顛覆」,我們這一批憤而退出。再幾年後,有一天在報上看到那位丁教授的消息,他頂著「中華民國大專教師協會」理事長的頭銜,率團到中國朝見江澤民,照片裡兩人笑嘻嘻握手;達爾文說「適者生存」,真的,該哭時就要哭、該笑時就得笑。

記得以前每逢選舉,各地榮家裡行動不便的老伯伯們,常由黨部整批載到投票所,被譏笑是國民黨的「投票部隊」,沒有水準。我為他們叫屈,全國最高學府的最頂尖知識份子,在國民黨一聲令下,不也是這付模樣?這個故事証明我以前錯了:在台灣,應該是清高的學術殿堂,才是藏污納垢的所在;反倒是後來踏出象牙塔,在政治界、社運圈裡,給我很多「乾淨」的經驗、美好的回憶。以後有機會再談。

在監察院將屆一年,為了避免讓提名我的蔡總統為我受責難,你若問我:「法院是誰開的?」我不方便回答;另一方面,從台大退休雖已經六年了,你若問我:「台大是誰開的?」我會毫不客氣地回答:「台大『也』是國民黨開的。」


2018年12月22日 星期六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這個題目是高中歷史課學到的一句話,出自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她信奉自由主義,和丈夫一起參加革命黨,後來卻被革命黨領袖誣指為保皇黨,不到 40 歲就上斷頭台;臨死前向著「革命廣場」上的自由像鞠躬,並留下了這句話。不久丈夫也因被追捕而自殺,兩夫婦成了「恐怖統治」的最早犧牲品,也對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添上一絲諷刺。

這句話對一個中學生應該會覺得有些難以理解吧,可是到尖尾這個年紀,就能充分體察其中的智慧了。

讓我們先談談「自由心証」,不是有「自由」兩個字?這是恐龍法官離不開的口頭禪,因為他們不時要違背良心亂判,為了不讓別人究責,必須要有這個保護傘。請注意,越是存心做惡的法官,越需要這個「自由」;一個照步而行、光明磊落的好法官,「獨立不慚影、獨寢不畏裘」,反而用不著保護傘。所以我們可以說:多少「司法罪惡」假「自由心証」之名而行,不是嗎?

還要告訴大家另外一種常被濫用的自由,叫做「言論自由」。今天尖尾隨監察院大隊人馬到行政院做年度巡查。尖尾爭取到10分鐘,提出一個「質詢」:遍插五星旗,是否屬於言論自由?

你如果住在台灣最繁華的天龍國,一定知道時常在西門町和101大樓前流竄的五星旗隊;你如果住在台灣極偏僻的彰化二水鄉,也一定知道前一陣子天天在一間百年古寺升五星旗的一小隊迷彩裝人馬。後面這件事還上了《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尖尾的一位同事是彰化人,他說二水鄉連台灣人都不一定聽說過,想不到竟然第一個登上國際最大媒體版面,不知該笑還是該哭。

有些人和尖尾一樣,覺得五星旗是一種視覺污染,前兩年藉著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辦「提點子」活動,他們提案在《刑法》「內亂外患罪」中,加列一條「不得在台灣公開懸掛、展示、陳列五星旗」,結果一舉突破五千人連署成案,迫使政府回應。無奈法務部卻搬出「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大帽子,為五星旗撐腰,判定「該案不予採納」。

《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但並不允許利用這個自由來侵害他人或公共的利益,大法官釋字509號解釋文開宗明義指出:「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的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可見這種自由若不加以規範,也很容易掩飾一些罪惡。中國的第五縱隊利用這種自由,在台北街頭與彰化山頭搖旗吶喊不足為奇,奇怪的是政府當局居然背書他們的「自由」,而把台灣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棄置不顧,真是見笑。

有些人會引用大法官釋字644號解釋文來合理化政府的寬容。其實這號解釋和尖尾頗有淵源。在2000年阿扁執政之後,尖尾向內政部申請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卻被打回票,原因是人民團體的名稱中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沒有啊,我們是寫「台灣獨立」啊。傻瓜,那時候的「台灣獨立」等於「分裂國土」啦。尖尾一怒之下,聲請釋憲,幾年後在20086月得到了這一號解釋文,裡面說:「人民團體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就不許可設立是違憲。」這個政府就是兩光,准許「獨」的話、非得也准許「統」。

既然可以主張共產主義,那麽還有什麽理由禁止五星旗?慢著,五星旗和共產主義怎能畫上等號?共產主義是一種政治主張,並不指涉某一個特定的國家;世界上採行共產主義的國家,除了中國,至少還有俄羅斯、古巴、北韓等。另一方面,五星旗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不代表任何其他共產國家。所以,容許「主張共產主義」不等於「容許五星旗」,在台灣的土地上遍插五星旗只有一種意含,就是支持中國併吞台灣,就是出賣我們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就是內亂加外患,就是不屬言論自由的範圍,就是這麽簡單。


尖尾最後請行政院亡羊補牢,或則用《國安法》第2條之1:「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發展組織」,或則仿傚德國另立《反歧視法》,杜絕中華人民共和國藉著五星旗侵門踏戶,對台灣滲透。若真要同意五星旗出現,則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加進一條「對等條款」,規定兩國國旗在對方領土懸掛,適用相同的准許條件。

總之,在擁抱「自由」之前,還是小心「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2018年12月15日 星期六

當大總統摃上小檢察官

歷時半年餘,這星期總算把馬英九前總統和侯寬仁檢察官之間的恩怨情仇、是非對錯,做了徹底的釐清。有這麽困難嗎?是的。一方面因為整個故事始於20068月,終於201010月,過程中雙方對決、高潮迭起;另一方面,因為場景是發生在馬皇的「宮庭」,許多細節証據費力取得後,還得拼湊成圖,簡直就是歷史「大河劇」的現代版。




整件事的緣起是法務部「查緝黑金中心」接到檢舉,指馬英九每月初把不需收據報領的「市長特別費」,整筆17萬元直接匯入家人銀行帳戶,使其年收入高達640餘萬元,有貪污罪嫌疑。侯檢受命偵查並偵訊市府會計人員,於2007213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利用職務機會詐領財物罪」,起訴馬英九;湊巧的是,同日馬市長宣布參選2008年總統選舉。什麽,不是湊巧哦?難道是警告嗎?

半年後,台北地院刑16庭大名鼎鼎的蔡守訓法官判馬無罪,主張特別費來自宋朝「公使錢」制度,因為當初流通貨幣太多,引發通貨膨脹,官員「民不聊生」,所以以此做「私人補貼」,不是「公費」。必須承認,這段考証愧煞自稱「貨幣學家」的尖尾;只是想不通,一千年前宋朝舊制是如何透過「時光隧道」在台灣復活?如果依其沿革,「特別費」屬實質補貼、不必為公用,為何一半要領據?為何不乾脆列為首長薪俸?

蔡大法官接著附和辯護律師陳長文提出的「大水庫原理」,認為「事後捐贈」可以抵銷「事前入袋」,所以不算貪污。果真如此,以後不只貪污,凡偷竊、強盗、背信、侵佔…,任何與財物有關的罪,都可以用事發返還的方式一筆勾銷;一個大水庫,嘉惠千萬人,嘉南大圳也不過如此!

不過除了這些令人稱奇的「實質」理由之外,蔡大法官「大動作」地抨擊公訴檢察官,應是空前絕後的案例:他依據被告一方的指控,怒斥侯檢在製作証人筆錄時,有「斷章取義、記載不實、無証據能力、不具特信性」之弊,以致他「以本院勘驗筆錄」代替起訴的筆錄。從事後來看,這種下了其後所有追殺侯檢的根本理由。

一審判決之後,儘管一批中國國民黨的立委集體向高檢署檢察長公然關說,要侯檢適可而止,但兩週後他依然提起上訴,並對一審判決提出十點反駁,尤其是對他「筆錄不實」的指控。無奈高院對蔡大法官的見解幾乎照單全收,只把筆錄「不符」改為較軟性的「不同」,2007年底也宣判無罪;侯檢再上訴,20084月三審飛快判決無罪定讞,此時馬英九甫當選第12任總統一個月。

在二審到三審之間,馬英九已開始反守為攻,委由陳長文提告侯檢筆錄登載不實、偽造文書,但地檢署自行勘驗偵詢錄影帶內容,逐一對照筆錄之後,發現僅是「不夠完整」、並無不實,因此做出不起訴處分。不久陳長文聲請再議,也遭高檢駁回,陳再聲請「交付審判」,於20098月被北院第15庭駁回。至此,同屬北院前後兩個刑事庭,對侯檢的偵訊筆錄做出截然不同的勘驗結論,到底誰對誰錯?只要稍加比較就知道,前庭的蔡大法官只是就表面字句遽下判斷,而後庭卻把爭議部份臚列出六大區塊,字斟句酌、字面與語意一併檢視,最後裁定「指摘無據」、「內容相符」,完全否定馬幫,也打臉蔡守訓庭。如果硬要在雞蛋裡挑骨頭,則裁判書中的確提及侯檢「經常以主觀之認知,要求證人選擇肯認或否認」,這種問訊「方式」未盡妥當,「或應負行政上責任」。這一個尾巴,或許是要讓馬英九保留一點面子,豈料成為他下一波攻擊的切入點。

綜合以上的訴訟攻防,侯檢先揮棒三次落空,被判出局;接著馬英九也揮棒三次落空,雙方打成平手。平心而論,馬英九挾總統之威,佔盡便宜,贏得無罪是「靠勢」;侯檢以小蝦米對抗大鯨魚,贏得無罪才算難得。既然不分勝負,雙方都可就此打住,但遇上馬皇這種「眥睚必報」的人,套句武俠小說的話:「合該有事」,故事進入下半。

2010125,陳長文律師再啟戰端,以一篇「防冤獄,尚方寶劍何時出鞘?」投書《聯合報》,點名侯檢在十多年前偵辦「太極門案」造成冤獄,俟後被監察院指責其「舉証不實、未依科學辦案」等情,要求法務部嚴懲,但迄無結果。「太極門案」雖然引起排山倒海的批評,但侯檢當時也正面迎戰,力陳自己的清白,是非曲直其實並非沒有討論的空間;但重點是馬侯的互控官司落幕不到半年,此時此刻由御用律師翻出同案檢察官的陳年老案,雖說與馬英九的貪污案不是同一個,但要說這與先前結下的樑子無關,只怕沒人相信。


陳長文投書已是啟人疑竇,更可笑的是,馬英九竟然即日就在剪報上批示「請王部長清峰一閱並說明」,像接力賽一樣,大剌剌地傳給下一棒。這張「條子」在201410月被前法務部次長李進勇公諸於世,馬英九當初或許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凡走過必留痕跡」。

再說王清峰第二天早上收到指示後,不到半小時親填「交辦單」,要求部裡「儘速研處具報」。從這一刻開始,馬幫就走上了以「行政體系」為戰場的不歸路,這是尖尾立案調查的重點;不管怎麽說,在司法體制內的攻防,至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一旦進入行政體系,馬上就面臨兩造間的不平等主從關係,假如在上位者不知自我節制,則要求一個公平的結果,難矣哉!

果不其然,自從法務部接到部長指示後,馬上體會出上級「指桑罵槐」的用意,把「太極門案」晾在一旁,自動對焦到侯檢的「筆錄不實案」,而且態度丕變。依據我們取得的公文檔案,王清峰擔任部長後,一開始法務部對是否議處侯檢,多採「尊重權責機關調查認定」的中立態度,也就是由高檢署自行辦理;但馬「下條子」之後的第6天,法務部給高檢署的公文口氣相當不善,直指侯檢筆錄「確有嚴重失實之處」,要求「將懲處結果具報」。一週後再度去文指稱:「足徵筆錄確有失實之處」。

一旦擺明是「有罪推定」,則立即要求高檢署召開「考績會」審議如何懲處。該署考績會自三月初到五月初的短短兩個月,先後召開了三次會議,兩次不具名表決都以懸殊票數通過「不予議處」,理由是檢方先後兩次不起訴處分確定,又經北院最後認定並無故意扭曲証人原意,再加上檢審角色不同,實務上偵查筆錄無法全文照錄,所以也沒有行政責任可言。

這個結論當然難令法務部滿意,於是遲不核示;拖到7月下旬才以「侯員涉有違失部份毫無論述,似有未盡之處,請再查明」。果真如此嗎?與其說考績會「毫無論述」,不如說考績會毫無對侯檢不利的論述。

也許自知理不直氣不壯,兩週後法務部熊熊祭出一個新招,同時羅列侯檢以往偵辦的太極門案、雲林棄土場案、馬特別費筆錄不實案,指控「侯檢歷年承辦案件有欠嚴謹,…涉有疏失,請一併追究其行政責任,並於文到14日內,將懲處結果報部憑辦。」以擴大打擊面來羅織入罪;這種步數連尖尾都想不到,果然最後奏效。

考績會奉示只好在八月中連開兩次會,決議「太極門案」因已逾懲戒時效免議,其餘兩案各「發命令使之注意」,這是不痛不癢的處分,而且還是官派代表與票選代表在表決平手之後,主席參與投票的後果。能三番兩次挺住來自高層的政治壓力,我不得不向該會表達由衷的敬意。

不過一旦考績會有了懲處,不管多輕微,法務部就有了著力點。該部檢察司及「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馬上接手修改考績會的「懲度」,最後Bingo20101015「檢審會」決議,侯檢「筆錄不實案」改記申誡一次,大家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至於侯檢本人,該年度儘管記了一大功,但無以抵消這個超級申誡,考績又得了馬皇上任之後第二次「乙等」,不僅年終獎金損失慘重,在原職位上苦守8年,不得升遷。

最後不免要談談王清峰部長在整件事裡扮演的角色,因為馬英九越過了行政院長吳敦義,直接指定她來處理這個案子。對尖尾的約詢,她做了書面答復,去除大部份無關緊要的說詞,只有三點令人玩味的講法:第一、馬總統「下條子」讓她深覺慚愧,因為「本人未即時察知,還有勞馬前總統剪報提醒」,哇,搶著擔責任,真是感人;但「太極門案」早在她之前的十四年就結案,若非馬前總統「提醒」,任何人即使「即時察知」,恐怕也不會針對此事慌忙重啟行政調查吧。第二、剪報上指名要她「一閱並說明」,她認為意思是要她閱讀後向「投書者」說明,好像馬總統純粹只是重視輿論、反映民意,自己並不在意;這未免太美化馬英九了,難道妳不曾「查知」陳長文沒多久前還是馬總統的司法打手,他還需要妳來「說明」侯檢失職?第三、王部長在20103月中旬離職,她表示「任內不曾議處侯檢」,這倒是事實;但侯檢的噩夢早在她於126簽發「交辦單」就開始了,一直到她離職後的半年多,所有法務部發給高檢署的行政命令或指示,都是從她開始的「連續犯行」,還想要撇清?

很遺憾,憑著以上的調查結果,無法對當年法務部的官員究責,因為他們無非都是聽命行事的行政官僚;即使是王部長,最多也只能說她欠缺道德勇氣,只聽位高權重者片面之詞,未能明辨是非,維護弱勢部屬的權益。至於馬前總統更不是尖尾的能力所及,因為《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明定,彈劾正副總統只能由立法院提出、經憲法法庭決議才算數。所幸,真相最終浮現,至少還給了冤曲者一個公道。當大總統摃上小檢察官時,或許尖尾不能也不必強求其他。

2018年12月8日 星期六

畫家與政客

幾年前在經營「綠逗咖啡館」時,有一對在桃園務農的夫妻不時會抽空來捧場,有幾次還帶著在台北唸大學的兒女一起來。先生原本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片天,當選過農民楷模,做人阿沙力、很會開玩笑;太太則溫柔賢淑,但下田種菜、飼魚養雞,毫不含糊。在尖尾上任前兩天,曾和老婆特地去他們家吃喝玩樂一整天,還抱了一大堆的菜蔬花草回來。他們近年來已經把農地轉讓給年輕農友,自己只保留一小片耕作自娛,不再奔波忙碌,於是先生有很多閒暇「論政」,太太則開始拜師學畫。據說她在作畫時,先生在旁會翻開一本政論文集,大聲唸出一段他喜歡的論點,兩人就興高彩烈地討論起來,這本政論集叫《老綠男有意見》,信不信由你。

今天下午,畫家太太的老師與同學組成的畫會有個聯展開幕,在台北的吉林國小藝廊;她展出的是一幅「家是一窩豬」,畫中有一隻躺著的母豬和一群吸奶的豬仔,還有三隻吸飽了在一旁玩耍。對尖尾而言,任何一件和豬有關的東西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當然欣然前往。其實更不能錯過的原因是,她之所以選了這個主題,正是因為上次我們在她畫室看到一幅得獎的「黑面琵鷺」畫作,脫口說出:「如果畫的是一群黑毛豬就更好了。」想不到她接受挑戰,果然以這幅豬畫再次獲獎。


尖尾以前聽過對貝多芬的稱讚:「鋼琴上的88個黑白鍵,天才能使用、一般人也都能使用,但我們就是寫不出『田園交響曲』、『月光奏鳴曲』。」的確,貝多芬作曲時能使用的音符我們都能用,但尖尾連「三隻老虎」之類的兒歌都寫不出來,怎能不服氣。同樣的,畫家調色板上的基本顏色,也沒有多一個平常人禁用的顏色,但是我們就是只能站在別人的傑作前目瞪口呆,暗自抱怨「人生而不平等」。

或許你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從事政治也不錯呀,但在我心目中,職業雖然沒有貴賤之分,但還是有高下之分;若要就一個職業成就的難易做品評,畫家與政客正是兩極。一個成功的畫家能支配的素材,是人人皆能信手拈來的,但只有畫家能「化腐朽為神奇」;相反的,政客所握有的素材,卻存在極端不公平的分配,譬如家世背景、派系人脈、壟斷特權、金錢財富等等,再加上朋黨「交叉持股」的手法、權貴近親繁衍的傳統,種種的先天優勢,沒有一樣是一般人能夠望其項背、甚至公平競爭的。所以台灣大多數耀武揚威的政客,除了天生性格裡的「威權遺緒」與「西瓜效應」之外,沒有什麽特殊的從政才華或治國理念,只是靠著「本錢雄厚」而出人頭地,不過是贏在「起跑點」上的投機者。

我對政客的「歧視」,近來益加嚴重。為什麽呢?話說週二「監院談話會」中,尖尾照例有提案,是建議院長敦請蔡總統依《憲法》第44條,行使總統獨有的「院際調解權」。事由有二:第一、近日監察院與司法院為了職權行使的界面,有嚴重看法歧異,對來院陳情人民的權益,有極大妨害;其次、監察院自從新進委員加入運作,所需人力、物力倍增,行政院為本院編列的預算若不適度鬆綁,並經立法院審查支持,將使監院運作效率大打折扣。這兩件事都造成跨院的緊張關係,而又無法自行協調解決,需要總統親自出馬。

本來這有利監察院的好事,不分藍綠都沒有理由反對,⋯⋯錯了,監院藍委中作風最強勢的「大姐頭」,非得反對一下;如果講出一番道理也就罷了,但千萬不要低估她說「X話」的能力。首先,她認為:「《憲法》第44條是《五五憲草》時就有的,今天的情勢和當初完全不同了,最好不要去碰它。」這段「話術」真是巧妙,拿一個正確的命題去否定另一個正確的命題,讓你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五五憲草》是中國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決議、並在193655宣布的憲法草案,不但不是全民制憲的產物,而且有許多不合時宜的規定,這一點沒人可以反對。問題是現行《憲法》裡的條文絕大多數承襲自《五五憲草》,前者的第44條就是後者的第45條,兩者其餘條文也有驚人的相似度。若是以該憲草「過時」為由,要涷結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請問要不要先凍結現行《憲法》「總綱」裡有關國名、國旗的條文,不容否認這些不但都來自《五五憲草》,而且在情勢變遷下,更加不合時宜。

接下來,她認為請出總統幫忙爭取預算也不可行,理由是:「監察院要增加預算,立法院不可能通過,自從總統改為民選之後,連進入立法院都不准進,怎麽可能召集立法院長會商?」這一個論點若非出於她的無知,就是有意顛倒事實:自從直接民選之後,總統的確沒有再正式進入立法院,原因不是立法院可以給總統吃閉門羹,而是總統現在是向人民負責、不再向國會負責,因此只有行政院長需要到立法院接受質詢。換句話說,總統不進立法院,不是不能、是不為;在總統制下,總統地位不但沒有低於國會,反而超過。既如此,行使院際調解權就更名正言順了。

最後要問的是:何以不樂見蔡總統行使《憲法》賦予的總統職權?如果只因為目前是民進黨的總統在位,就找一堆理由去限制她,這不是政客的所作所為是什麽?

蔡總統就任兩年多來,似乎還沒有機會展現出領導者的氣魄;在這次敗選後,蔡總統也曾說出:「最需要改變的是我自己」。誠心期盼她能藉這個總統職權的行使,讓大家見識到一個充滿信心、勇於承擔的新領袖。

2018年12月1日 星期六

選舉一畚箕、民主一湯匙

這個題目是翻譯自半年前《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Lots of elections, little democracy”。剛看到時,心中有個問號:選舉不是民主的最直接體現嗎?獨裁體制最讓人質疑的,不就是沒有選舉制度嗎?既然辦了許多的選舉,怎麽又說民主很少?讀完之後發現,那篇文章沒有講什麽民主與選舉制度的大道理,只是就國際上的現實情況,指出選舉與民主之間不但不能畫上等號,而且往往還會呈現反方向的發展;也就是,一個國家的選舉辦得越是轟轟烈烈,人民做主的成份反倒可能被選舉擠壓流失,真實的民主水準也越趨低落。該文以東南亞一打的國家為例,從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間,總共舉辦了110場中央級的選舉,包括選總統或國會大選,但這些國家的民主很健全嗎?

文章中特別指出新加坡最愛選舉,從1959年「人民行動黨」第一次執政迄今,舉辦過14次國會大選,但從來不曾發生過政黨輪替。雖然部份要歸功於李氏父子高人一等的施政能力,但另一方面執政黨的作為也令人嘆為觀止:恣意修改選罷法的規定以圖利自己候選人、騷擾反對黨的政治人物、威脅異議媒體、對支持反對黨的地區政府削減預算補助、強調「黨國一體、黨亡國亡」的公民教育…,這些反民主的壓迫手段,成功締造了「百戰百勝」的選舉奇蹟。另外,菲律賓的狂人杜特蒂總統也是經由選舉產生,上台之後把法治丟到一邊,不經審訊在街頭殺了數以千計的「毒販」。還有緬甸的民選總統翁山蘇姬,選前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選後為了迎合大權在握的軍事強人,聽任軍方對邊區羅興亞少數民族發動宗教清洗,導致70萬的難民逃入鄰國孟加拉。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形容選舉在這些國家的作用,那就是:選舉成了政治強人鞏固政權的手段。事實上不只這三個例子而已,仔細檢視東南亞各國,像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等,幾乎如出一轍,選舉次數不比人家少、民主程度不比人家好。難怪去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做的評估,除了一個小小的東帝汶 (East Timor) 在民主的表現上有明顯進步以外,其他若非原地踏步、就是不進反退。

上週末台灣的地方選舉令尖尾回想起這篇報導,心有戚戚焉;「選舉一畚箕、民主一湯匙」拿來形容別人,看過就算了,想不到如今自己似乎也是如此。在選舉中大獲全勝的中國國民黨,這次推出或支持的縣市長人選中,有過去擔任獨裁者打手還洋洋得意者、有來自黑道家族者、有狂言要讓大都會人口翻倍者、有擔任鄉長不知如何批閱公文者、有先生因貪瀆入獄而代夫出征者;更多的是,從政之後利用特權,財產扶搖直上,與收入顯不相當。不幸這批瑕疵品不但全都當選,而且打敗的都是不曾有操守違失、且深具市政治理構想的民進黨對手。選舉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選賢與能,但這次的選舉十足是「反淘汰」的過程。回顧兩蔣時代為了鞏固外來政權,提拔一些在地派系頭人參選,把台灣地方政治金錢化、黑道化、低俗化,好不容易在民主運動的清洗下有了進步,這次不啻是大開倒車。


有些評論認為,這次選舉並不單純是候選人之爭,更重要的是藍綠政黨之爭;大家對民進黨執政兩年半的成績不滿,尤其是整體經濟表現不佳,所謂的「經濟選民」為了懲罰執政黨,遂轉而支持中國國民黨的人選,因為他們公開支持「九二共識」,主張經濟傾中,對百姓荷包有益。尖尾在選前兩天搭高鐵到彰化碧雲禪寺巡查,在車上親耳聽到前座一對從加拿大返台投票的母女,旁若無人對著手機大叫:「對啊!賺錢最重要,韓國瑜加油。」

尖尾當然同意賺錢重要,但就像任何慾望,要滿足它得付出一定的代價,「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求生、求愛都不便宜,求財也一樣,尤其是把財富的追求建立在中國的施捨讓利上。就在當今大部份的民主國家都紛紛譴責中國漠視人權,把維吾爾族關進「古拉格」(gulag) 集中營,這些國家不乏對中國有相當貿易依賴者、也有部份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受益者,也都有國內經濟缺乏動能的困擾,但它們至少能「有所為有所不為」,為了一個與自己國家利益毫無干係的弱勢民族,公然對中國嗆聲;最近的例子就是,上個月14個歐美國家的駐北京大使,在「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Stockholm China Forum),公開唾棄習匪近平的新疆暴行,表示「是可忍敦不可忍」。可嘆,只有台灣的選民似乎患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明知中國對台灣垂涎已久,文攻武嚇強求統一,不放棄血洗台灣人民,卻仍然藉著選票對「綁匪」表態輸誠,對霸凌者承歡獻媚,這樣的選舉究竟是民主實踐、還是民主之恥?

最後不得不提,民進黨慘敗後,自總統以降的黨內菁英口口聲聲:「尊重多數選民的決定」,好像這樣的敗選感言才符合民主風度,聽來真是刺耳。一方面,接受敗選不是尊重的問題,而是規則如此,願打服輸,容不得你不從;更重要的是,明明知道選民做出了「反民主」的決定,無奈地表達尊重有如對社會釋出錯誤的訊息,正確的做法是表達遺憾,並反省選民的民主素養為何低落、如何提升。選舉勝負是出於民主還是民粹,只要問問投票的是自主選民、還是附庸選民?能獨立思考、還是人云亦云?像這次的公投十案,網路充斥「小抄」與「懶人包」,選民根本對選項沒有基本認識、更別說深入分析。紅藍陣營的網軍人多勢眾、戰果輝煌,奇怪嗎?值得尊重嗎?民進黨執政以來,對推廣人民的民主教育、法治觀念有任何的規劃嗎?對主權意識、國家危機有做任何的提醒嗎?對強調台灣主體性的公民團體,有提供任何資源嗎?

如果都沒有,選舉一畚箕、民主一湯匙,怨不得別人。